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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面子,埋祸根:晚清中朝边境的一笔糊涂账

2017-12-18 20:59:22 来源: 编辑:

1909年9月,大清王朝的气数不过还有两年的时间了,日本国全权公使伊集院彦吉和大清外务部尚书会办大臣梁敦彦在北京签署了《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规定了图们江以北为中国领土,以南为当时的大韩帝国领土。这条条约被朝鲜和韩国称为《间岛条约》,至今仍然是东北亚局势的一个火药桶。少数韩国民间团体甚至认为,间岛自古以来就是朝鲜的土地,其范围甚至远至黑龙江和辽东半岛。大清末年的这一起“间岛”争端,甚至在中国固有领土上与同样虚弱的朝鲜产生了争端,实在是清末中国无力外交的一个模板事件。而事件牵扯的三方各怀鬼胎,是观察东北亚乱斗的绝佳大舞台。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平定了三藩之乱、噶尔丹叛乱、台湾问题、签订了《尼布楚条约》的康熙帝已经到了暮年。大清国的江山到他手里已经基本稳固,也因此有很多人认为清朝真正的开国之君是这位雄才大略之主。但是康熙皇帝也有着自己心烦的事情,那就是他至今都还对祖宗的“龙兴之地”东北没有完全的认识。 中国古代的地图绘制技术实在是太差劲,历代的皇帝觉得自己奄有四海也没有认真绘图的必要。但是随着欧洲的近代化,沙俄与中国的摩擦升级,使得黑龙江的归属问题居然成了纸上悬案。好在大清官兵仍然威武,击败了背信弃义的沙俄军队,否则清方连拿一份像样的历史地图作为谈判依据都做不到。对西式科学有浓厚个人兴趣的康熙帝觉得在这种事情上还是应该让洋人去做。 一批传教士于是肩负重任考察了东北,但是重点仍然在盛京等城市附近,对山凶水恶的边境地带只是假模假式地画了一番。此图命名为《盛京全图》呈康熙皇帝御览。 很显然,皇帝对图中语焉不详的鸭绿江、图们江边界不甚满意,于是派“乌拉总督”穆克登考察鸭绿江、图们江、长白山等边境地区,给中国和藩属国朝鲜划一道合适的边境线。 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图们江,其实是满语名称的汉语音译。该河在满语中称“Tumen seikiyen”,本意为“万河”,极言其河水源头之复杂。金元两朝称其为“统门河”、明朝称为“徒门河”、到了清朝则被满人规定翻译为“土门江”。而同样的发音,在河那头的朝鲜被转译为“豆满江”,以后中朝日三国围绕这条河所展开的边境大战就是因为满语发音在各地不同的音译而引发。康熙皇帝下诏命令穆克登考察的这条江当年就被中方称为“土门江”。 穆克登也是不容易,一行人出发中朝边境,一路上连根毛都没有看到。清朝入关以后,对关外的祖宗之地实行封锁,禁止汉人出关窥探满洲情报。而当地的满人也觉得此地好山好水好无聊,一个劲地想往关内享受更高的地位、更富裕的生活。满洲围城外边的人不给进去,里边的人全都出来,造成了东北人烟稀少、边境空虚。以至于堂堂乌拉总督连当地的带路党都找不到,只能要求朝鲜方面派官员来接应,协助勘测中朝边境。双方还是认定,以土门江和鸭绿江作为两国国界,但是具体这条国界线划在哪里就成了有争议的问题。 鸭绿江从天池发源后走向稳定,上下游很明确;但是土门江成规模的源头就有三个,从北向南依次为红土山水、石乙水、红丹水。以哪一条上游支流为国界就成了乌拉总督穆克登心里的大难题。 双方讨论了半天,穆克登规定以最北边的红土山水为土门江正源,以为中朝边界。可具体实施起来又有问题了,红土山水自己的源头到可以看见它连入土门江的位置中间有大量断流,水流断断续续,无法准确标记出分界线。穆克登于是命令朝鲜官员发动当地朝鲜农民利用农闲时间建造木石界栅,代替红土山水的作用。你说这事情让朝鲜人干还不得薅下三斤羊毛?他们趁着穆克登不注意,把界栅建在了比红土山水水流偏北的地方,生生从土门江南岸挖出来了一块新的领土。 康熙以后,就再也没有清朝的皇帝关心过自己和藩属国朝鲜的关系,把这个本就问题多多的边境线彻底忘记了。 这个问题一搁置就是两个世纪,一直到慈禧垂帘听政时才有东北的官员上报这块地方出了问题。 1860年代,朝鲜内部政权动荡、天灾人祸横行,大量咸镜北道的朝鲜农民纷纷越过边境到达中国境内开垦土地。他们度过国境线的位置就是土门江附近,和今天的脱北者选择的路线如出一辙。历史惊人地相似,当年的脱朝者一旦被抓住就是枭首示众的结局。虽说东北的气候比朝鲜没有好到哪里去,但是毕竟可以名正言顺地逃过皇粮国税,提着脑袋求一条生路倒也逍遥自在。 满清朝廷很清楚这些可怜的农民被朝鲜抓住会是什么后果,于是尽量地保护他们。不管朝鲜王室向清朝礼部提出了两三次要求“刷还”农民的要求,大清就是不表态。其实从清朝执政者的角度来看,他们收留这些农民倒也未必是出于多少慈悲之心。 当时沙俄的魔爪又在对满洲蠢蠢欲动,而长年累月的关外封禁政策使得整个满洲一片空虚,清兵出关镇守反倒像是在客场作战。老祖宗的龙兴之地不能让汉人染指,自然就更不能让俄国毛子占了去,摆在慈禧太后面前的难题就是如何在不违背祖训“汉人不得进入东北”的情况下充实当地的人口和经济。 朝鲜人正是这样一个良好的选择。他们是从清朝边军鞭长莫及的外国偷渡进来的,不违背祖训;另一方面他们耕种东北苦寒之地的土地竟然无怨无悔,为当地的清政府提供了少量的税收。 只要他们不闹事,那就默认他们的存在。如意算盘打得是噼啪响,大清朝廷上下都忘记的一件事情是现代的主权观念很快就要在大清和他们视为后花园的朝鲜之间生出一场大变了。 从1883年开始,朝鲜王室见要求归还边民不成,便多次要求于清朝重新结算边界。清朝也没有把这个当一回事,派出了礼部、户部、工部的一些低品阶官员和朝鲜进行了一些接触。 清朝官员被朝鲜官员带来的神奇借口弄瞢了,他们指出中朝边界的“土门江”和朝鲜所说的“豆满江”不是同一条河。这些朝鲜农民跨过了朝鲜境内的“豆满江”,并没有跨越“土门江”偷渡到大清国。他们是在朝鲜自己的土地上开垦,因此清国不需要归还这些农民,只需要让渡出农民所在地方那十来里地的土地所有权就可以了。这一块地区被朝鲜人称为“间岛”,其实是中国人称其为“垦岛”的转音。 满清朝廷觉得这个思路太新鲜了,在1887年主动与对方谈判和勘探边界。几番交锋之后双方对两条江的地名统一性达成了共识,但是土门江的源头究竟在哪里又成了一个问题。当年穆克登树的界碑语焉不详,只说“(此碑)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对土门江的源头没有做出规定。朝鲜国王表示可以听中国皇帝的天裁。 这时候光绪皇帝就动了一点小心思,把土门江源头钦定为南边一些的石乙水。朝鲜国王自然心里不舒服,但在老大哥中国的威压下也不得不先蛰伏起来,等待新的机会。 局势果然就发生了变化,中日两国在1894年不可避免地因为朝鲜爆发了甲午战争。战败后中国无奈地承认了朝鲜独立,从此大清国在东北的最后一个缓冲也丧失了。不仅如此,在西伯利亚期待半天的俄国终于找到机会一竿子插了进来,并且和改制的大韩帝国在东北结成了秘密同盟。 紧接着中国因着自己的败象已露,国内外局势也迅速恶化。义和团、八国联军、革命党人,各种问题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根本控制不住。清军本就羸弱,在国内各处此起彼伏的军事活动中疲于奔命,更加没有心思去管东北边境上的摩擦。大韩帝国趁着这个机会迈着魔鬼的步伐开始了军事活动为前导的边境争议。 那些已经归顺清朝的原朝鲜农民和当地少得可怜的驻军受到了韩国军队的攻击,甚至堂而皇之地被武装征税。当然这一切的幕后黑手就是沙俄。这一时期韩国在此处的势力范围甚至到达了图们江和海兰河的中间地带,他们把原来只有几里见方的争议地带说成是纵横两百里的一大块区域。 这就是可忍孰不可忍了,大清国外务部和大韩帝国多次交涉无果,开始武装反击。双方互有胜负,在图们江(此时已经改名)附近对峙了几个月。不过韩国之硬气在于有俄国人撑腰,而清军的坚守有保家卫国的主场效应。虽说清军打不过欧洲列强和日本,跟韩国打个平手还是没有问题的。 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惨败,势力退出东北。图们江畔的韩军终于坚持不住跟着毛子跑路了。可是韩国很快迎来了一个新的老板,就是对满洲兴趣更大的日本。伊藤博文策划下的西园寺内阁控制了韩国皇帝,资助韩军继续和清军斗争。那片充满争议的间岛,即使在外交上拿不下来也要先用军事手段把生米煮成熟饭。日本自己甚至在六道沟建立了一个有300警力的派出所,协助韩国控制当地垦民。 大清国的压力瞬间就大了起来。 此时的清朝,西学已经成为了人们救国的共识。现代的主权意识至少在知识分子中间已经根深蒂固,国家领土不再是满清皇室的私人物品,而是斯土斯人的共有资产。领土之神圣,即使是皇室也无权随意处置。被列强搞出去几块租界还则罢了,在东北居然输给韩国岂不太丢人了?国民群情激昂,要求清政府无论如何要设法收回这块土地。 可惜清朝当时的财政状况已经被无数的条约赔款压垮了。在东海和南海清廷还要办海军,国内要大修铁路、置办新式陆军,预备立宪的政治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也要消耗大量财力物力…… 更难的是这个边界纠纷表面上看是中韩摩擦,实际上背后的老板是日本。清廷当然知道中日早晚又有一场死战,但是绝对不应该是这个时候,也不该是这种边远地区。然而民众强烈的呼喊最终压垮了执政者脆弱的神经,北京开始向东京伸出橄榄枝,希望在军事行动之外寻求解决和平的办法。 解决办法当然也有。 从今天沈阳到丹东的铁路线当年被称为安奉线,是日本人垂涎已久的大肥肉。一旦把这条铁路和朝鲜相连,日本就能够轻松地把东北的资源货物走陆路送到釜山。再运回日本就简单多了。但是中国方面一直都看穿了日本的这一想法,始终拒绝将安奉铁路和韩国铁路并线,搞得日本也是浑身痒痒。东京给清廷一个二选一的机会:要么把安奉铁路和朝鲜铁路间鸭绿江铁桥的修建权交给日本,要么日韩两国获得间岛的实际主权。 权衡利弊再三,清朝还是觉得国内的民口比暂时失去一条铁路的控制权重要,咬着牙选择了拿回主权、交出铁路修筑权。于是1909年,双方签订了条约,把充满争议的石乙水划定为图们江正源,且中韩以图们江为界不得再有争议。 整场争议虽然缘起于朝鲜的贪心,大清国自己也要负起不小的责任。缺乏主权意识、对朝鲜缺乏防备、把领土问题看得简单化,才是整场争论的基础条件。当然我们以后见之明去苛责康熙皇帝为什么不懂国际法肯定是在胡说八道。 令人心痛的是清廷最后的处理方式。由于国内保卫领土的呼声太可怕,他们最终只能选择和日本人做这样一个魔鬼的交易。表面上看,丧失一条铁路的控制权比失去一块锦绣山河要好很多,但是自1911年日本把安奉铁路与韩国铁路接轨以后,日本人不知道偷走了多少资源。在后来日本迅速搞定东北建立满洲国的过程中,他们对这条铁路的熟悉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当年保卫山河的空洞口号,成为了中国后来失去山河的祸根,实在是讽刺到了极点。 但是,面对历史的进程,人们面前俱是一片迷雾,很难真正把眼光放长远,最终做出最优化的决定。掌舵人的困境,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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